如果说以上五个方面的考察,还不足以肯定威尔逊政府不是武装干涉苏俄的积极组织者,我们还可以从分析威尔逊政府不积极参与的原因来论证,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简要列举若干方面了。

苏俄的建立与巩固,无损于美国的利益,因为美国在俄国几乎没有什么投资和贷款,二月革命后才给克伦斯基政府一点贷款。而英、法、意 、日、德等国则在俄国有大量投资和其他经济利益。特别是法国,它在1910-1920年期间在俄国和土耳其的投资,就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32%。〔65〕正如美国史学家安特伯格所指出的,法国政治家在仇恨苏维埃政权上表现得最激烈。法国和英国极端憎恨苏维埃政府取消俄国战前债务和没收外国财产。他们坚决拒绝同布尔什维克打任何交道。〔66〕美国一向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威尔逊任总统后,更力主在世界实行自由贸易。美国凭借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获得的巨大 经济力量,也不害怕自由竞争,但决不允许别人独占市场。苏维埃俄国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美国不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刚刚熄灭之后,又因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引起该国的动乱,从而失去同它在和平环境中做生意的机会。列宁在1919年9月接见美国记者麦克布赖德时就曾指出:“有些美国人不赞成俄国打仗,他们希望缔结和约后,不仅同俄国恢复贸易关系,而且能够从俄国获得一定的经营权。”〔67〕

从政治观点上看,美国统治集团无疑是敌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但美国与苏维埃俄国毕竟远隔重洋,同欧洲列强比较,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并未对美国构成直接巨大的威胁。思想的传播虽不受地理环境的限制和阻挠,但不能否认与俄国邻近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更容易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和推动。正是这一因素,促使英、法、日等协约国特别狂热地组织和推动武装干涉活动,而美国政府则持消极被动态度。1918年5月初,威尔逊正是以距离太远,美国将承担不应承担的重负为由拒绝协约国要求美国参与海参崴干涉活动。1920年2月3日,日本向美国解释它的西伯利亚政策说,地理位置使它在西伯利亚的地位不同于其他欧洲列强,强调东西伯利亚的政治状况不仅严重影响朝鲜和满洲里的事务,也威胁日本在这些地区的许多臣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这是日本不能立即撤军的唯一原因。〔68〕美日这两种不同的态度足以表明地理因素在这次干涉中的作用。

众所周知,威尔逊是美国历届总统中文化素养最高的总统。1913年出任第28届总统后,成为美国有名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总统。在对待世界格局上,虽然也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扩张美国的势力,但并不热衷于用武力和战争来达到这种目的,而是希望在世界和平环境中展开竞争。这就是他的资产阶级理想主义。1916年5月27日,威尔逊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说中就宣称:“世界有摆脱构成侵略的起源和不尊重各民族与国家权利的一切扰乱和平因素的权利。”同年10月在安那波利斯的总统竞选演说中又说:“当现在的大战一过去,美国的责任就是和世界其他国家联合起来,组成某种维护和平的联盟……美国不支持民族侵略,而支持正义的观念与和平的基础;支持价值的比赛和宽宏大量的自由竞争”。〔69〕

因此,在巴黎和会前和会议期间,在所谓“俄罗斯问题”上,威尔逊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仍然基本上捍卫了“必须允许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解决他们的内部问题”的原则。〔70〕

威尔逊无疑是反布尔什维主义和的。但他清醒地认识到思想意识是不可能用暴力消灭的,思想的传播不可能用军事力量来煞住。“是对极端恶劣的不公正的一种革命,只能用铲除引起革命的根源而不是用武力来对付”。〔71〕这就是威尔逊的资产阶级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是通过他在1914年和1916年对墨西哥的两次武装干涉失败后,所得教训形成的。1918年6月7日,他对一些墨西哥编辑说:“正像墨西哥的事应由墨西哥人而不是由美国人来控制一样,俄国的事也应由俄国人来决定,我们不能在俄国以外替他们做任何事情。”〔72〕如前所述,威尔逊的这种现实主义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他的主要军事顾问布里斯、贝克等人的影响。正是理想主义加现实主义,促使威尔逊在武装干涉苏俄中没有成为积极的组织者。

人们说,探讨美国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的问题,决不能仅仅看威尔逊和其他政府官员公开发表的言论和文件,而必须对这段历史的全过程进行考察,才能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73〕这是正确的。然而,本文正是对这段历史的全过程作了上述综合考察,才觉得威尔逊政府并不是武装干涉苏俄的积极组织者,它后来参与干涉行动, 动机也是多方面的,并非只是为了推翻苏维埃政权。

〔1〕阿·别里约兹金:《美国是对苏维埃俄国军事干涉的积极组织者和参加者》,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1952年版。

库尼娜:《1917-1920年间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计划的失败》,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11页。

王春良等编:《世界现代史》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4-175页;王贵正等编:《世界现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231页;徐天新等编:《世界现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苏州大学历史系编:《世界现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页;黄绍湘著:《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4,476-478页。

〔2〕顾学稼:《1918-1920年美国在西伯利亚的武装干涉》,1987年11月宜昌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学术讨论会论文。

〔3〕〔5〕乔治·凯南:《苏美关系1917-1920年:俄国退出战争》(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1917-1920 Russia Leaves the War),新泽西1956年版,第172-178,178-180页。

〔9〕1917年6月,美国政府应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请求,派以工程师史蒂文斯为首的技术代表团赴俄国帮助整顿铁路运输工作。

〔12〕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集,1918年,俄国》(以下简称对外关系文集),第2卷,华盛顿1931年版,第7页。

〔20〕〔21〕乔治·凯南,前引书,第466-467,469-470页。

〔23〕〔24〕〔25〕乔治·凯南,前引书,第474-477,478,479-480页。

〔26〕贝蒂·米勒·安特伯格:《1918-1920年美国的西伯利亚远征》(Americans Siberian Expedition, 1918-1920),杜克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2-34页。

〔32〕约翰·托兰:《无人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一九一八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41-342页。

〔35〕迈克尔·塞耶斯,艾伯特·卡恩:《反苏大阴谋》,知识出版社1947年版,第46页。

〔37〕霍蒙德·卡蒂尔:《两次大战之间的世界,1919-1939》(Le MondEntreDeuxGuerres 1919-1939),格罗斯出版社1975年版,第33页。

〔41〕迈克尔·塞耶斯,艾伯特·卡恩:《反苏大阴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59页。

〔45〕〔46〕《反苏大阴谋》,知识出版社1947年版,第54-55,57页。

〔47〕〔48〕〔49〕〔50〕〔51〕〔52〕〔53〕〔54〕〔55〕卡尔霍恩,前引书,第216-218,227,229,229-230,230,230-231,233-234,242,244页。

〔56〕詹姆士·黑德兰·莫利:《巴黎和会回忆录》,伦敦1972年版,第38页。

〔59〕R·H·布鲁斯·洛克哈特:《一个英国特使的回忆录》(Memorisof A British Agent),伦敦1985年平装版,第250-251页。

〔62〕〔苏〕雷娜特·赫茨费尔特:《采访列宁》,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12期,第38,39页。

〔63〕参见克拉斯诺夫:《未公开的列宁关于苏美关系的文件》,载〔苏〕《历史问题》1969年第7期,第138页。

〔65〕迈克尔·巴拉特·布朗:《帝国主义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Imperialism),伦敦1974年版,第168-169页。

〔69〕戴维·D·安德森,《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波士顿1978年版,第131-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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