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治”下的抗疫良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自身超強的社會動員能力。在革命、建設和改革歷史進程中逐漸形成的中國式社會動員機制,以其一核統領、縱橫交互、多維相濟的有效邏輯,在抗疫中再次發揮了化“分”為“合”的獨特作用。

集中力量辦大事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之一,與之匹配的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新型舉國體制,能夠快速凝聚共識、統一意志,迅速形成“全國一盤棋”的抗疫局面。

為應對疫情,西方國家也進行了社會動員。然而,植根于私有制土壤的西式民主政治,無法根本消除階級社會固有的結構性利益衝突。同時,資産階級政黨為贏取“輪流坐莊”的主場優勢,彼此間不遺餘力地進行著消耗性的政治纏鬥,也相應地假借“民主”之名,把“作為整體的人民”悄然分化為“持有不同政見的選民”。這樣一來,經濟利益上的根本分歧和政治主張上的激烈分化,持續加劇著西方國家的社會撕裂。受此影響,西方國家執政黨發起的抗疫社會動員,因缺乏廣泛的思想共識和牢固的互信基礎,只能被民眾選擇性接受。

相較于西方,社會主義公有制一方面清除了“利益對立”滋生“社會失合”的經濟根源,另一方面也為開展大規模集體協同行動提供了雄厚的國力支撐。在政治上,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這是中國進行抗疫社會動員最顯著的特色和優勢。首先,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確保了黨政機構在貫徹黨和人民意志上的行動統一。其次,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在匯民心、聚民力方面持續發揮著保障作用。尤為重要的是,中國共産黨與各民主黨派之間形成了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緊密合作、團結奮鬥的關係,有效規避了西方政黨政治的利益之爭、選票之困和社會撕裂之擾。最後,民主集中制保證黨在治國理政中有效防止和克服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分散主義,為集中力量辦大事、辦難事、辦急事奠定了堅實基礎。憑藉這些制度安排,中國共産黨在領導全國抗疫工作時,能夠在最短時間高度統一全黨、全國人民的抗疫意志,鑄就起舉國上下團結一心、眾志成城的強大力量。

發起抗疫社會動員,目的在於形成多方參與的抗疫局面。而實現這個目的,則有賴於營造一個多元主體共同在場、合體抗疫的環境。

疫情初期,一些西方國家基於傲慢與偏見,在污名化中國疫情的同時極力淡化本國疫情,在無端指責中國抗疫舉措的同時卻對本國抗疫失利頻頻“甩鍋”。凡此種種,既麻痹、誤導了本國民眾,又錯失了抗疫窗口期,最終攪亂了自身的抗疫節奏。當西方國家真正投入本國抗疫工作時,分權運作的政體在激發集體行動方面的缺陷暴露無遺。其結果是,中央政府無力對地方抗疫工作施加過多影響,也很難統籌、調動多元社會力量協同抗疫,最終形成了割據式、碎片化的抗疫景象。有的西方政黨及政客生怕疫情影響選情,甚至無視防疫常識和專業建議而發起大規模政治集會,放任公眾參與大規模聚集性活動。上述情形,反映出一些西方國家在抗疫動員方面組織乏力的事實。

面對同樣的疫情,中國特大城市武漢並沒有成為“孤獨的紐約”“失控的德里”。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國共産黨非凡的組織動員能力。一方面,“一竿子插到底”的組織推進,切實把黨中央的抗疫指令傳遞到“最後一公里”。疫情初期,以習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就在第一時間對疫情防控工作實施集中統一領導,週密部署了武漢保衛戰、湖北保衛戰,及時提出疫情防控總要求,並因時因勢制定了重大戰略策略。為確保黨中央的抗疫重大決策部署得以貫徹落實,中國共産黨依託自身龐大有力的組織體系,依靠遍佈全國的各級、各類黨組織及廣大黨員,逐級下達黨中央的抗疫指令並將其融入微小的社會單元,進而有機構建起組織嚴密、有效可控的抗疫動員網路。另一方面,多點聯動的共同應對,有力促成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在貫徹落實黨中央抗疫決策部署方面,各級黨政機構各司其職,在統籌推進本層級聯防聯控、群防群治工作的同時,積極調動資源、發動橫向幫扶。廣大黨員、領導幹部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在抗疫社會動員中以點帶面發揮“頭雁”作用。各民主黨派、社會團體、經濟組織以及公民個體也在以各自的方式,為抗疫獻智出力。

中國精神、中國力量、中國擔當,相融相濟、合力激發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抗疫必勝的信心、決心,也不斷加速實現抗疫鬥爭的最終勝利。

在西方社會,“封城”“居家隔離”等應急性、管制型抗疫舉措雖然也在有限推行,但成效不佳。有的國家還因此引發了大規模的抗議遊行和社會騷亂。過度張揚的利己主義文化、政府抗疫的決策失當、政黨對疫情的政治操弄以及媒體的輿論誤導等,常常誘發西方社會出現許多人為的抗疫亂象。

中國社會在抗疫中表現出強烈的責任自覺。首先,中國精神是中國社會團結一心的精神紐帶、自強不息的精神動力,在實現社會團結方面持續發揮著凝心聚力的作用。長期以來,受到中華文明滋養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持續強化著中國人民的集體意識和家國情懷。當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新發展理念,賦予了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嶄新的時代內涵,進一步築牢了中華兒女團結抗疫的思想基礎。在此驅動下,中國人民以強烈的責任意識,各司其職、盡己所長、同心抗疫,整體表現出和衷共濟、守望相助的風貌。其次,經過長期發展,中國積累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完整的産業體系、強大的科技實力、豐富的醫療資源。這為疫情防控提供了充足的物力支撐,是中國能夠奪取抗疫勝利的深厚底氣。疫情發生後,在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的人力組織戰、物資保障戰、科技突擊戰、資源運動戰,有效保證了全國抗疫鬥爭的全面推進。最後,社會各界在面對疫情時,基於高度的共識觀念、強烈的共情體驗和自覺的共振行動,營造出前方後方雙線作戰、守攻相濟的抗疫戰局。在“守”的方面,多元社會主體能夠自覺服從國家疫情防控政策,以積極防禦守住抗疫陣地;在“攻”的方面,醫務人員、科研人員、工程技術人員等在專業領域竭誠盡智、攻堅克難,主動進取搶佔抗疫先機。疫情平穩之後,各行各業在不放鬆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積極投入復工復産,奪取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雙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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